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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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前552年10月3日或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子姓[1]孔氏，名丘，字仲尼，魯（今中國山東曲阜）人，中國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是中華文化中的核心學說儒家的首代宗師，集華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一，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孔子和他創立的儒家思想對中國和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區有深遠的影響，這些地區又被稱爲儒家文化圈。

家世
孔子生於周靈王廿年（魯襄公二十二年，黃帝紀元2146年，西元前551年）夏曆八月廿七（現行陽曆9月28日），出生於魯國。孔子的先世可追溯至宋國公室及殷商王室，六代祖叫孔父嘉，是宋國的一位大夫，做過大司馬，在宮廷內亂中被殺，其子木金父為避滅頂之災逃到魯國的陬邑，從此孔氏在陬邑定居，變成了魯國人。

孔子父親叔梁紇居於魯昌平鄉鄹邑（今山東曲阜市東南），為鄹邑大夫。叔梁紇的元配施氏為孔紇一連添了九個女兒，孔紇望子心切，於是續娶一妾，雖然生了一個兒子名為孟皮，卻腳有殘疾。所以孔紇在72歲時三娶18歲的顏徵在，生孔丘仲尼。《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儀容

孔子像 宋·馬遠孔子生而首上圩頂，長成後身長九尺六寸，被稱為「長人」。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說，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即有孔子之名「丘」來源於此的說法。唐朝司馬貞認為：「圩言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即孔子頭頂中部有凹陷。清朝陳立相信此說，「是孔子首形象邱，四方高，中下，故名丘焉。」史學家錢穆在《孔子傳略》中也持此說。


早年
孔子3歲時，叔梁紇去世，葬于防山。顏氏移居曲阜闕里，將孔子撫養成人，在他17歲時去世。孔子打聽到父親葬處，將父母合葬于防。

孔丘19歲時娶宋人亓官氏為妻。第二年亓官氏生子，魯昭公派人送鯉魚表示祝賀，該子便名為孔鯉，字伯魚。孔鯉先孔子而死，有遺腹子孔伋，字子思。

孔子早年生活極為艱辛，他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他受過季氏家臣陽虎的欺侮，不過也做過季氏的委吏和乘田，管理倉儲和畜牧。

在艱難困苦中，孔子發憤好學，他遍訪名師，虛心求教，先後「問禮於老聃，學鼓琴於師襄子，訪樂於萇弘。」（詳見《孔子家語》）


周遊列國
大約三十歲左右，最初的一些弟子來到孔子身邊。此後，孔子一直從事教育事業，他廣收門徒，相傳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他首倡有教無類及因材施教，成為當時學術下移、私人講學的先驅和代表，故後人尊為「萬世師表」及「至聖先師」。

35歲時，魯昭公被三桓大夫擊敗，逃到齊國後，孔子便到齊國。齊景公數次問政於孔子，想封孔子為尼谿田，遭齊相國晏嬰進言勸阻。後來孔子得知不被受用後，便重回魯國，聚徒講學。

魯定公九年至魯定公十四年，孔子仕魯，初為中都宰（中都為今山東汶上縣），又做司空，後以大司寇行攝相事，並以「五惡」的罪名，以言論定罪，殺死曾和自己爭搶學生的著名的魯國大夫、教育家、演說家少正卯。這是他政治生涯的巔峰。魯定公十年，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取得外交上的勝利，使齊歸還侵佔魯的汶陽等地。魯定公十三年，為重新確立魯公室的權威，孔子策劃實施了「墮三都」的政治軍事行動，希望能夠削減三桓大夫的實力，於是先墮叔孫氏之郈，再墮季孫氏之費，然而圍攻成的攻勢最終功敗垂成。

孔子治下魯國頗有起色，引起齊人警懼，齊大夫黎鉏設計，向魯贈送女樂文馬，造成魯定公不問朝政。這使得孔子與魯公、季子等在道德與政見上的分歧難以彌合，孔子最終去魯適衞。其後，孔子率眾弟子周遊列國，輾轉于衞、曹、宋、鄭、陳、蔡、葉、楚等地，然而均未獲重用。其間，在匡、宋、蒲等地，孔子一行多次被困遇險。


顛沛流離凡十四年，前484年，年近七十歲的孔子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尊為國老，但未受魯哀公的任用。這段期間孔子專註于教育和古籍整理。孔鯉、顏回、子路皆先他而去。孔子有所感慨：「昔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5年後，孔子逝世，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眾弟子為其服喪3年，子貢為孔子守墳6年。

回首一生，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初事魯國

適齊
35歲時，魯昭公被魯國掌權的叔孫、季孫、孟孫三桓大夫擊敗，逃到齊國，孔子便離開魯國到齊國。孔子曾與齊太師談說音樂，聞習韶樂之盛美，三月不知肉味。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於孔子，孔子說：「政在節財。」景公想封孔子為尼谿田，遭齊相國晏嬰進言勸阻。後來得知齊大夫想害孔子，景公沒有辦法，孔子則重回魯國，聚徒講學。


留衞期間
孔子到了衞國，衞靈公提供孔子在魯國時的相同待遇。居住一段時間後，孔子遭人誣諂，孔子害怕獲罪而離開。

在前往陳地時，途經匡城，顏回舉策指著郭外缺口說：「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因孔子身材高大，被匡人誤以為是魯國的陽虎，而遭圍捕。子路感到憤怒，奪戟準備交戰，但被孔子阻止。過程中孔子曾與顏回失散，一度以為顏回已死。

孔子在蒲城滯留幾個月後返回衞國。有人勸孔子，要有所作為，便要拜見衞靈公夫人南子，孔子謝絕。但後來不得已而前去拜見，孔子入門時，朝著北面，低頭俯地，不敢正視；夫人南子亦於帷幕中再拜孔子。子路得知後，為此事甚感不滿，表面上不說，但孔子心裏明白，孔子便告訴子路先前的執著連上天都討厭。數月後，衞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孔子為次，其餘官員在後，招搖遊市而過。孔子對此事引以為恥，顏刻問有何恥辱，孔子感嘆：「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便離開衞國。


過宋之危
孔子到了宋國以後，在大樹下和弟子習禮。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將大樹拔除。弟子打算盡速離去，孔子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相失於鄭
孔子在鄭國時，與弟子失散，孔子獨自站立在郭東門。有人告訴子貢說，東門有個人疲累的像條喪家之狗。弟子趕緊找回孔子，並將此話告訴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編輯] 受困陳蔡
吳伐陳、楚救陳之際，楚昭王派人聘請孔子，孔子隨即出發。陳、蔡大夫懼怕孔子為楚國所用，便將孔子圍困在陳、蔡野外，孔子等人不得行，絕糧七日，許多弟子病倒不起。弟子中多有不快者，孔子仍舊講誦不絕。後來派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接孔子。


思想
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西周社會以血緣氏族為基礎的政治制度崩潰瓦解，而基於文化認同的「諸夏」民族共同體正在形成。這是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最初發生的年代，古典成為時尚，一些人開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問題，原先由貴族所壟斷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漸流入民間。孔子正是這時代精神的代表人物與集大成者，遂開戰國諸子百家之先河。

《易傳》，《春秋》，《孝經》，《論語》是了解其本人思想的主要著作。


「仁」的人生哲學
仁是孔子和弟子反覆探討的課題。孔子會針對不同的弟子與不同的時機來講述「仁」的真諦。大抵來說，孔子的「仁」就是曾子所說的「忠恕」二字而已。孔子又說：「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矣仁。」在告訴我們「仁道」就是真誠踏實，切忌浮誇不實而違逆正道。

子貢有一次問孔子：「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孔子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孔子告訴子貢行仁不必好高騖遠，從自身做起，再推己及人。也就是「我好」，「你好」，再進而推展至「大家都好」的意思！

顓孫師志向太高，孔子認為他的個性可能流於偏激，所以孔子告訴顓孫師行仁的方法有五道：「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孔子告訴顓孫師行仁要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著手。對於自己的修養要嚴謹，對待別人則是恭敬寬容，又能厚待別人，如此才是行仁的方法。

顏淵是孔門弟子中的模範生，孔子曾稱讚他「其心三月不違仁」。孔子只希望他能用「禮」來進一步約束自己就可以了！

冉雍品德優良，又有政治才幹，曾任季氏宰。當他問仁時，孔子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的回答比較偏向政治層面。孔子告訴冉雍行仁的方法就是待人恭敬，使民寬愛，如此一來，大眾對你都沒有怨恨，就是行仁政。

司馬牛言多而躁。當他問起孔子什麼是仁，孔子告訴他「仁者其言也訒」，揭示慎言的重要。

當子貢問仁時，孔子用比喻的手法來告訴他「以友輔仁」的重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孔子又諄諄告誡我們：「當仁，不讓於師。」、「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以及「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禮」的社會秩序
禮，就是「節制」，宋明儒者也解作「理」。《司馬遷˙太史公自序》有：「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我們來看孔子對於禮的闡釋--- --- 《論語˙泰伯》:「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禮，也是「真情」，而且在上位者必須作為人民的表率。所以孔子接著說--- ---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禮，不是浪費鋪張，而是真情流露；寧願節儉簡陋，也不奢侈浮誇--- --- 《論語˙八佾》：「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奢也，寧戚。』」 《論語˙陽貨》：「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是對天地萬物的尊重。藉由對禮法的好問，來表達自己對於天地的敬意--- --- 《論語˙八佾》：「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君子與小人
君子與小人雖然是以身份地位區分開來的，但孔子不認為這是唯一的差別，更重要的在於修養和境界。對此孔子有很多說明，如他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修養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是方法，有著豐富而精微的內涵。近百年來，不少人反感於中庸，大概是將它誤解為同流合污、媚世自是、毫無原則的偽君子行徑，其實這樣的鄉愿也正是孔子所深惡痛絕的，他說：「鄉愿，德之賊也。」他認為，如果不能達到中庸，狂狷是次好的境界，畢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 孔子又說：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樸實和文采兩面均衡）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患得患失）。」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君子道者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君子泰（安舒）而不驕（傲慢），小人驕而不泰。」

為政之道
正名是孔子最重要的政治主張。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個故事來徹底了解孔子「正名」的涵義:

當孔子三度至衛時，衛國發生了一件大事。原來先前衛靈公寵愛夫人南子，想要把公位傳給南子的庶子。於是，嫡長子蒯聵便企圖暗殺南子以保公位。不幸謀殺計畫未成，而衛靈公得知此一消息之後勃然大怒，欲弒子蒯聵。蒯聵逃亡至晉，衛靈公便與晉國宣戰。就在衛靈公想要請教孔子有關兵陣之事時，孔子說:「俎豆之事，則嘗學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隔天孔子便感慨萬千地離開衛國。現在靈公過世，蒯聵又不在國內，蒯聵子輒便繼承公位，是為衛出公。但是，就在此時，蒯聵亦在晉軍護送下回到衛國，父子便為了爭奪公位而反目成仇。孔子看在眼裡十分傷心!有一天，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便對子路不厭其煩地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由上述這個故事我們可以了解，正名的目的在於維繫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使人們有一定的規範遵循，而不致生活在一種不可預期的狀態之中。很多人認為孔子希望能夠恢復西周的禮樂，也有一些人認為他只是以復古的名義鼓吹一種新的世界秩序。

立信，對於孔子而言，不僅是個人的美德，而且是一個基本的政治原則。子貢請教為政的要點，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點，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德治，孔子認為：「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孔子曾任掌刑罰的大司寇，他怎會不知道嚴刑峻罰立竿見影的效果呢?但是，孔子深深感受到「民免而無恥」的社會隱憂，所以才提倡用道德倫理來教化人民，徹底洗滌人心，激發人的善性，才是經世濟民的正途!


孔子的教育理念與教學實況
孔子教學的項目有四：文、行、忠、信。（原文見於《論語·述而篇》）文，指詩書禮樂等古代文獻；行，是德行；忠，意指盡心盡力；信，即為誠實無欺。孔子對於古代文獻十分重視，尤其是詩、禮、樂。他認為這三項學問對於人的性情養成非常重要。《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詩，可以使人興起好善惡惡之心；禮，使人進退得宜，進而可以立身於世；樂，可以使人養成完美的人格。順道一提，孔子曾經這樣稱讚詩經：「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學不厭、教不倦，使孔子成為中國的「大成至聖先師」。他主張「有教無類」，學生多至三千人，從「論語」書上看來，他教導學生的只是人生日常所必經問題的解答，以及人與人相處所必備條件的闡明。其道合理而平凡，易知易行；然而用之於身則身修，用之於家則家齊，用之於國則國治，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


三千弟子和七十二賢人
據《史記》記載，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藝者七十二人，稱「七十二賢人」。

在德行方面出眾的有：顏回、閔損、冉耕、冉雍。
在政事方面出眾的有：冉求、仲由。
在言語方面出眾的有：宰我、端木賜。
在文學方面出眾的有：言偃、卜商、顓孫師、曾參、澹臺滅明、原憲、公冶長、樊須、有若、公西赤。
孔子死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這樣就在政治上打破了貴族壟斷的世卿世祿制，為專制君主自由任免布衣卿相的官僚體制創造了條件。


整理編修古籍
相傳孔子作史書《春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微言大義，寄託政治理想。（現在一般認為《春秋》是孔子編輯魯國原始史料後寄託其政治理想之作，也有少數學者認為《春秋》非孔子所編撰。）《春秋》一書所載年代（前722年到前481年）就稱為春秋時代。孔子門人及其再傳弟子將其學說結輯成《論語》，是為研究孔子思想的主要文獻。漢代定型的《禮記》一書中也曾記述孔子的思想（如其中的《大學》 及《中庸》等），又有記錄孔門思想的《孔子家語》一書，傳統上被認為多偽撰，但近年漸得學界重視。南宋時，朱熹將《論語》以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與反映亞聖孟子思想的《孟子》一書合在一起撰寫了《四書集注》，是謂四書。四書與《詩》（詩經）、《書》（尚書）、《禮》（禮記）、《易》（易經）、《春秋》五部經典合稱「四書五經」，乃儒家學說之核心經典。


歷代追封追諡
孔子歿，弟子心喪三年，廬於墓旁者百餘室，因名其地為「孔里」，並各植樹一棵。孔子後裔承繼其儒學，為名相、博士、大儒，現在臺灣之孔德成先生，為其七十七世孫，孔子人格偉大，至公無我，是教育家、亦是政治家。 孔子去世後，歷代帝王為彰顯對孔子的尊崇，不斷追封追諡。

朝代 年代 帝王 封諡
東周 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年） 魯哀公 尼父
西漢 元始元年（公元元年） 漢平帝 褒成宣尼公
北魏 太和十六年（492年） 北魏孝文帝 文聖尼父
北周 大象二年（580年） 北周靜帝 鄒國公
隋朝 開皇元年（581年） 隋文帝 先師尼父
唐朝 貞觀二年（628年） 唐太宗 先聖
唐朝 貞觀十一年（637年） 唐太宗 宣父
唐朝 乾封元年（666年） 唐高宗 太師
武周 天綬元年（690年） 武則天 隆道公
唐朝 開元二十七年（739年） 唐玄宗 文宣王
宋朝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 宋真宗 玄聖文宣王
宋朝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 宋真宗 至聖文宣王
西夏 人慶三年（1146年） 西夏仁宗 文宣帝
元朝 大德十一年（1307年） 元成宗 大成至聖文宣王
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至聖先師
清朝 順治二年（1645年） 清世祖 大成至聖文宣先師
清朝 順治十四年（1657年） 清世祖 至聖先師
中華民國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 國民政府 大成至聖先師

孔子在曲阜孔林內的墓地，墓碑上書：「大成至聖文宣王」自漢武帝以後，孔子及其開創的儒家一系思想構成了其後中華文化的主流，對中國及部分周邊國家的社會及民眾各方面的發展均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孔子的形象與思想也被後人根據當時的需要做出了各種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讀與詮釋，其學術思想被奉為占統治地位的官方意識形態直至清朝末期。儒家文化超越國界，在東亞一帶傳播久遠，並為西方所關注。北宋時孔子嫡派後裔被封為「衍聖公」，子孫世襲一直到中華民國，77代衍聖公孔德成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改封「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


影響

孔子與中華文化
孔子雖為諸子之一，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本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秦朝以法家學說治天下，西漢武帝前推行道家理論而以「無為」治國。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黷百家，表章六經」，確立鞏固了孔子學說在中華文化中的主軸地位，恢復六經的正統地位，孔子也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人物。國學大師柳翼謀以孔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其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其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宋儒朱熹曾歎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朱子語類，卷九十三》。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所著三民主義民生主義第二講：「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孔子與世界
孔子學說在中國周邊地區，如：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地，都有深遠的影響，形成了東亞儒家文化圈。截止到2007年6月，國外開辦的孔子學院（學堂）已有156所。[2]

孔子的思想也對世界其它地區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西方，儒家學説推動了歐洲近代啓蒙運動，以伏爾泰、狄德羅、盧梭、洛克、霍爾巴赫、萊布尼茨、休謨、魁奈等人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啓蒙先驅吸取孔子思想，打破歐洲封建世襲和神學統治，催生發展了自由觀、平等觀、民主觀、人權觀、博愛觀、理性觀、自然神論觀及無神論觀等現代觀念，促進了人文、政治、經濟、社會乃至科學等方面學説的發展[3]。「美國文明之父」愛默生說：「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4]。


祭孔
歷代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漢書·高帝紀》：「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而學校祀孔，自明帝始。《後漢書·禮儀志》：「永平二年，……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郡、縣、道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文獻通考》：「貞觀二年，停祭周公，升孔子為先聖」。蓋自漢以來，雖已舉國崇奉孔子之教，而立廟奉祀，近於宗教性質者，乃由人心漸演漸深，踵事增華之故，初非孔子欲創立一教，亦非僅一二帝王或學者，假孔子之教以愚民也。[5]

後人為了紀念孔子，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建有孔廟進行祭孔的活動。從1952年開始，在台灣，孔子的生日被定為教師節。在大陸，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華文化的復興，祭孔活動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