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教派又成為了華人傳統文化的代言人？

我參加一貫道，讀到了扶鸞版本的大學和中庸

丁仁傑

個人這幾年來的研究進程，遊走在社會學、宗教學和人類學之間，寫作上則大致經過了幾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對慈濟的較細膩個案研究開始，我捲入了一個和自己生活經驗完全不同的社會實踐場域，自此已超過十年，我已深陷於「門外漢」焦慮症當中，或許寫作的動機也就是來自於「無知」，這種不穩固的基礎點，使我必須在不同的宗教場域裡來回穿梭來增加理解，但是可能這之中所寫出來的不正確和不適當的東西也不少吧。要解釋台灣的各種宗教現象，首先碰到的問題是理論資源上的間接性和零碎性，於是我試圖在研究進行的第二階段，更為宏觀性的討論當代台灣宗教發展的制度性情境。這之後我開始進入下一階段，試圖實質性的就幾個宗教次場域（民間信仰、佛教、民間教派）的內在性邏輯和其與大環境變遷間的關係分別做分析性的陳述。這一階段工作的目的，是希望在宏觀架構之外，對當代社會個別的新興宗教場域，進行更細緻的解析，並希望能將其與傳統華人社會的宗教發展生態有所對比與連結。目前的這一篇文章，則是屬於我第三階段進程中的一部份，我希望能就民間教派結社活動在華人社會裡的文化與社會意義，在扣連上時代變遷中制度性情境改變的輪廓裡，再進行深一層的分析性的討論。尤其是我想要說明：到底在民間社會裡，民間教派是正統或是異端？為什麼民間教派有如此大的動員基礎？而到了當代台灣，為什麼民間教派又成為了華人傳統文化的代言人？而這個宗教活動的次場域，在整體華人文化權力建構與再現的過程裡，它又佔據了什麼樣的位置？我個人開始碰觸到民間教派，是出於研究新興宗教時所碰到的研究上的困難，使我更投入於對民間教派的歷史演變的探討。因為，明清以來，華人社會就存在著各式各樣的民間教派運動，它們與當代的新興宗教現象，其社會性起源雖然不同，但在新興宗教組織的動員過程中，二者卻很難劃清界線，前者主要以三教合一的「綜攝主義」為核心思想，並打破了出家人對於宗教神聖權力的壟斷，它們雖然非法存在，在中華帝國時代的末期，卻已蔚為民間結社活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