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起源.佛道之爭 .佛教對道教的影響

作者：佚名 文章來源：佛教天地

道教是以老莊思想為中心，加上神仙信仰、通俗的民間信仰，復受儒家與佛教影響而形成的宗教。道教的一大特徵就是重“術”，而《道德經》所謂“反璞歸真”，則是道教品德修養的基本原則。道教吸收了佛教的因果報應、地獄等觀念以及儒家的倫理道德觀，在神仙信仰的前提下，對民間各種神靈精怪信仰也收羅而後改造之，所以古人說道教“雜而多端”。
茲就道教的起源與發展、佛道之爭、佛教對道教的影響以及佛教與道教的比較，概述於下：

道教的起源與發展

道教始自東漢的張陵，至其子張衡、其孫張魯乃集大成。道教的教義是以道家對儒家的反動思想，也就是“無”的世界觀思想為基礎，此外又由於不滿東漢王朝的政治，轉而以宗教表現其志向。道教具有強烈的民間色彩，除各種行事外，又在各地建立義舍，以便利信徒，於是逐漸成為龐大的反儒家、反佛教的宗教。然不可否認者，其對儒家、佛教的義理又多所吸收。至北魏寇謙之，完成道教豐富而組織化的教理體系，信徒也擴展到上階層。經隋、唐、宋三代，佛、道、儒三教之間互有離合；其間，道教在理論、實際兩方面皆得均衡發展。有宋一代，道教與佛教給予儒家哲學有極大的影響。

關於道教的發展，最早是淵源於古代的巫術，及秦漢時的神仙方術，復融合陰陽五行、讖緯、咒術等，成立道教思想系統，並導入佛教思想而發展之。東漢順帝(西元一二五——一四四年在位)時，張陵倡導五斗米道，尊奉老子為教主，以《老子五千文》為主要經典，至此，道教已經逐漸形成。

漢靈帝(西元一六七——一八九年在位)時，張角的太平道為早期道教另一重要派別，奉《太平清領書》為主要經典，以“善道”教化徒眾，並以符水為人治病，徒眾數十萬，遍布青、徐等八州，與張衡、張魯的五斗米道成為當時農民起義的基礎。

其後有《老子化胡經》出現，鼓吹老子西游化胡成佛、佛為道教弟子的“老子化胡說”。到了東晉建武元年(西元三一七年)，葛洪撰《抱朴子》內篇，整理並闡述戰國以來的神仙方術理論，將道教的思想內容體系化，成為道教的基本典籍。東晉末年，孫恩、盧循等人也曾利用五斗米道組織農民起義。南北朝時，北魏太平真君年間(西元四四○——四五○年)，嵩山道士寇謙之在魏太武帝(西元四二四——四五一年在位)支持下，自稱奉“太上老君”意旨，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參考佛教的儀禮而制訂樂章，誦誡新法，確立道教的國教化，稱為“北天師道”，或“新天師道”。未久，南朝宋的廬山道士陸修靜與梁的陶弘景等人整理經書，編著齋戒儀范，道教的理論與組織形式因之愈臻完備，稱為“南天師道”。

至唐代，道教的發展愈加隆盛。陶弘景的法孫王遠知融和南北天師道，成為唐代道教興盛的重要基礎。唐代的歷代君主，廣建老子廟、道觀，並於科舉考試中加入《道德經》一科。貞觀十一年(西元六三七年)，太宗下詔將道教置於佛教之上，此種“道先佛後”的政策於是成為唐代一貫的方針。唐高宗(西元六四九——六八三年在位)以老子為唐代王室的祖先，並封以“太上玄元皇帝”的尊號，令諸州各建道觀一所。玄宗(西元七一二——七五六年在位)之時，更進一步令士庶每家皆藏《老子》一本，推崇玄學，並以《老子》、《莊子》、《列子》等諸典籍為“真經”。唐末五代，杜光庭致力於整理道教典籍，集道教儀禮的大成。呂洞賓以“慈悲度世”為成道途徑，又以斷除貪、瞋、痴取代對劍術的研習，對北宋道教教理的發展影響頗大。宋真宗(西元九九七——一○二二年在位)時，敕令王欽若、張君房等人編輯道藏，其中以《雲笈七簽》一二二卷為代表作，此外也大建道觀。宋徽宗(西元一一○○——一一二五年在位)曾自命“教主道君皇帝”，詔令天下訪求道教仙經，校定鏤板，刊行全藏，又於太學置《道德經》、《莊子》、《列子》等科之博士，一時道教大盛。

唐宋以後，南北天師道與上清、靈寶、淨明各宗派逐漸合流，至元代歸並於以符籙為主的“正一派”中。金代大定七年(西元一一六七年)，王重陽在山東寧海創立“全真教”，金元之際又有劉德仁創立“大道教”(後稱真大道教)，蕭抱珍創立“太一道”，均行於河北，然歷時不久，唯有全真教仍盛極一時。在當時，全真教與天師道同為道教的二大主流。王重陽極力調和釋、道、儒三教的說法，去除咒術、迷信的要素，強調佛教(尤以禪宗)的教理與出家主義。他的七大弟子稱為“七真人”，其中以丘處機尤見重於元太祖(西元一二○六——一二二八年在位)。元世祖(西元一二六○——一二九四年在位)時，由《老子化胡經》而引起一場激烈的佛道論爭，道教失敗，於是在至元十八年(西元一二八一年)詔令禁斷道教。由是，道教發展大受打擊，教團勢力也逐漸衰微。此後，道教正式分為正一、全真兩大教派，明代仍繼續流傳，至清代則漸次式微。在早期，道教勢力興盛時，教團組織每與國家權力相互結合，因此形成特殊階層及專事修道者的宗教；及至道教逐漸衰微時，則轉而注重民眾的宗教欲求，處處以民眾生活與日常倫理為基礎，於是有“民眾道教”之稱，同時大量的善書與寶卷等也應運而出，這就是所謂民眾道教的經典。

道教主張人類的根本希望在於獲得現世的幸運、幸福、長壽、繁榮，為達此一理想，乃積極勸人為善，舉行除災招福、祈禱咒術等的儀式，所以道教信仰特含通俗色彩。由是，不僅其順應性、適應性的幅度擴展，就是信徒階級也因此而增廣。道教的派別雖多，然一般而言，其基本信仰與教義仍在“道”，認為道乃“虛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元”，並謂宇宙、陰陽、萬物皆由“道”化生。所崇拜的最高神是由“道”人格化之三清尊神，其中“道德天尊”即老子。然宋代以後的民眾道教則或為自然星宿的神格化，或為歷史人物的神格化，如文昌帝君(學問之神)、呂祖(呂洞賓的神格化)、關聖帝君(關羽的神格化)、北斗神君(北斗七星的神格化)、玄天上帝(北極星的神格化)等。又道教修煉的具體方法，有：服餌(服用仙藥)、導引(一種柔軟體操)、胎息(又稱服氣、行氣，系將宇宙的元氣吸入體內，以期不老不死的呼吸法)、符籙(符咒等的秘文)、房中(采陰補陽之法)、辟谷(避食由不純之氣所長成的穀類)、內丹、外丹等。宗教儀式有齋醮、祈禱、誦經、禮懺

等。

佛道之爭

自道教初興，佛教東來，初期頗有互相利用之處，因兩者所標義旨，間有相同。惟道家對於佛教的輸入中土，因信奉者日多，於是與之發生衝突，歷漢、魏、晉、南北朝迄於隋唐而未衰。

佛道之爭最早見於東漢，迦攝摩騰與諸道士論難；三國時代，曹植作《辯道論》批難神仙說的詐妄；西晉時，帛遠與道士王浮間也有佛道之爭，王浮乃作《老子化胡經》，為後世論爭重要材料；然爭論的白熱化則在南北朝以後，北魏太武帝時寇謙之開創新天師道，並使之國教化，確立道教的宗教教團；南朝宋的陸修靜、梁的陶弘景對教學整備及道教經典整理予以體系化，對社會的影響也相對增加，而足以與佛教相抗衡，他們論爭焦點是以“夷夏論”為中心，爭論舍華夏固有宗教而信奉佛教的是非；南朝宋明帝泰始三年(西元四六七年)，道士顧歡著《夷夏論》，引致明僧紹著《正二教論》、慧通著《駁顧道士夷夏論》以辟之，又有張融著《門律》，主張道佛一致，而以道教為本，佛教為跡，提倡本跡說，然就二者優劣而言，主張道教居優位。

在北朝，孝明帝正光元年(西元五二○年)，宮中也有佛道二教的論爭，即清道觀的道士姜斌與融覺寺的沙門曇無最，以老子與佛陀二人的出世先後為對論主題，論爭結果，姜斌被論破，流放到馬邑。其前，甄鸞的《笑道論》與道安的《二教論》二書為當時有關佛道優劣論爭的重要論著，此二書都是以強烈的論點大力論難道教的低劣。然於北朝，佛道的抗爭不僅為雙方的論爭而已，更加上當權者的政策壓迫，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滅佛”中，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的摧殘佛教。

三武滅佛是指：北魏太武帝得道士寇謙之清靜仙化之道，及司徒崔浩之慫恿，下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北周武帝欲以符命曜於天下，聽信道士張賓與元嵩之言，決心滅佛。唐武宗寵信道士趙歸真，拆佛寺四千六百餘所，迫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俗，收充兩稅戶。為歷史上佛教徒的大浩劫。

隋代統一南北，唐祚代興，以老子與唐室皆李姓，予道教以特殊禮遇，太宗更明詔道教居於佛教之上，定道先佛後的席次，成為唐朝一貫方針，道教乃得蓬勃發展。武德四年(西元六二一年)，道士傅奕上奏沙汰僧尼十一條，濟法寺法琳撰《破邪論》論道教的虛妄，道教方面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批論佛教，激烈爭論佛道席次的先後問題。八年，定道、儒、佛的順位。

唐太宗在位期間，道士凌越僧侶之上，智實法師向皇帝上奏，極力申論佞道排佛的不當。皇帝命令宰相岑文本下諭譴責，智實和尚竟抗執不受詔令，皇帝大為震怒，當廷用杖責打了智實法師，並令他換上百姓衣服，流放嶺南。有人譏笑智實法師自不量力，不懂進退之道，智實法師慨然嘆說：“吾固知勢不可為，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智實法師要後世的人知道，即使在佛教蒙難的時代，大唐朝還是有僧格在。高宗顯慶三年(西元六五八年)三次召集僧道於內殿論議；五年，僧靜泰與道士李榮又就《老子化胡經》引發論爭；至龍朔二、三年(西元六六二——六六三年)，論爭猶未止。此等佛道論爭的結果，道教方面攝取佛教經典的教理，製作種種經典來對抗佛教。宋代道教活躍，王重陽創全真教；元時，其第五代教主邱處機的弟子李志常占有佛寺，破壞佛像，並將《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經》及《老子八十一化圖》，刻板刊行，少林寺福裕斥其偽妄，憲宗五年(西元一二五五年)令二人對論，志常敗論，帝遂勒令燒毀《道德經》以外的《老子化胡經》、《老子八十一化圖》等一切偽經；以後二教之爭依舊相續不絕；元世祖至元十八年(西元一二八一年)，下詔彈壓全真教，魏晉以來的佛道之爭於是平息。

佛教對道教的影響

早期道教的思想體系是“三一為宗”，即“天、地、人三者合一以致太平”、“精、氣、神三者混一而成神仙”，從這裡演變出“長生不老、肉體飛升、氣化三清”等觀念，其所追求的目標是“長生不死”和“養生成神”。道教本來也有“善惡報應”、“天道承負”的教義，後來部分道士逐漸吸取佛教的因果報應、生死輪迴思想來充實和調整道教的理論，唐代道士吳筠在《玄綱論．長生可貴》第三十中說：“夫人所以死者，形也。其不亡者，性也。聖人所以不尚形骸者，乃神之宅，性之具也。其所貴者，神性耳。若以死為懼，形骸為真，是修身之道，非修真之妙矣。”他認為人的形體是會死亡的，應當重視神性的修煉。後來全真道更重視心性的修養，認為色相世界是虛幻的，若不能認識到這點，而執著外物為實相，必將為其所累，不得解脫。在道藏裡有“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則是仿照佛教“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可見佛教的佛性論與禪宗明心見性說，對道教的道性論與修心煉性說有很深的影響。

道教的戒律包括“道誡”和“齋戒”兩種，學道不受戒則登仙無緣，其種類很多，有三戒：皈身戒、皈神戒、皈命戒。五戒：不得殺生，不得茹葷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偷盜，不得邪淫。八戒：不得殺生以自活，不得淫欲以為悅，不得盜他物以自供給，不得妄語以為能，不得醉酒以恣意，不雜臥高廣大床，不得普習香油以為華飾，不得耽著歌舞以作倡伎。另外，還有十戒、老君二十七戒等，大體上也都是仿照佛教戒律而立。

道教對於天界及地獄的論述，在佛教宇宙觀的影響下，更豐富了其內容，在《雲笈七簽》裡就有“四梵三界三十二天”之說，即：欲界六天、色界一十八天、無色界四天，三界之上有四梵天。又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據說是上天派遣群仙統治的地方。佛教對天界的看法則有“三界二十八天”：欲界六天、色界一十八天、無色界四天。修行十善及布施、持戒、禪定等三福行，則可生於天界。

東岳泰山“峻極於天”，在戰國時代，人們便以泰山為人天溝通的地方，所以每當君王平定天下以後，就要到泰山去向天報平安，即“封泰山”，又要祭地之功，即“禪梁父”(梁父是大地的主宰)。後來泰山逐漸有了陰府的意味，《後漢書．烏桓傳》說：“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岱山就是泰山。死後魂歸泰山，與佛教地獄的說法相結合，成了中國古代宗教的重要內容。南北朝時代，道教吸收佛教地獄報應等說法。佛經說有八大地獄，有閻羅王；道教則稱閻羅王充“冥官之任”，由上帝任免。

道教的道藏仿照佛教“三藏十二部”的組織與分類而有三洞(洞真、洞元、洞神)、四輔(太元、太平、太清、正一)。總而言之，道教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佛教的影響。

佛教與道教的比較

佛教的佛像身金色，樸實無華，相好莊嚴而無鬍鬚，象徵佛教是一個充滿年輕活力的宗教。道教的神像則掛衣披袍，穿金戴銀，長髯飄飄。

佛教講三法印、四聖諦、十二因緣、六度萬行，是既出世又入世的宗教。道教則以神仙信仰為中心，追求“長生不死”和“養生成神”，故重視煉丹、養氣、五行八卦、符咒之術，是出世的天乘宗教。

佛教的僧尼剃盡三千煩惱絲，身著“糞掃衣”，腳穿羅漢鞋，三衣一缽，生活嚴謹簡樸。道教的道士不修邊幅、長髯長髮，其服飾晉以前無定制，至南朝劉宋陸修靜，道服才開始制度化，有一定規格，如《仙鑒》裡說：“立道士衣服之號，月披星巾，霓裳霞袖，十絕靈幡，於此著矣。”又道教法服有品第次序凡五等，以區別貴賤，不同儀式著不同道服，也有定制。現今道教服飾有褂、袍、戒衣、法衣、花衣、冠巾等，亦可見其抱朴守素的風格。

佛教僧尼居住的地方稱為寺院、精舍、講堂等，日常所使用的法器有鐘、磬、木魚、鐺鉿、鐃鈸等。道士們修行的場所稱為宮、觀或廟，他們所用的法器中，寶劍和鏡鑒是除邪禳災的重要法寶。鏡鑒有所謂三元寶照，即天照、地照、人照三種金屬鏡鑒，有固定的尺寸，需依法鑄造。

道教從漢朝立教至今，始終跳脫不出“中國的宗教”，而無法成為世界性的宗教，究其原因，乃是迷信色彩太濃。晚近的道教，更只剩下了以齋醮符籙來應付民間的迷信，更顯沒落。在台灣的宮觀中，廟公是有，但要找道士就難了。雖然道教的歷史及其內容，多涉作偽及荒誕，然而其在養生醫藥上、冶煉鑄造上及對民間勸善上，也有貢獻。所以，我們在研究道教之餘，仍不得不以尊重的態度來看待它。